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像信风一样，时间到了一定会来。从去年开始，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了每月上调一次的调整频率，今年以来已经上调4次。作为一种数量型调控工具，存款准备金率是目前央行能够找到的成本最低、效率最高的流动性管理工具。

　　面对价格型工具运用空间受限和流动性仍然偏多的局面，中央银行还会继续保持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。

　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，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是意料之中的事情，而且下一阶段还有很大的上调空间，预计年内还会有2到3次上调的可能，最高可以调至20%。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王庆也分析说，中国央行近期最可能采取的措施除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，就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。

　　不过，专家们并不赞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抑制通胀的说法。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称，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与4月CPI数据之间关系并不大，央行的措施更多是一种例行操作，CPI数据出台并不是主因。央行昨日也表示，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，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。

　　不过，反通胀仍然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，正像央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所表示的那样，中国货币政策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反通货膨胀。按照经典经济学的解释，提高利率是抑制通胀的传统手段，中国央行之所以在通胀高企时谨慎选择利率工具，原因是周边环境制约了价格工具的作用空间。

　　哈继铭称，由于流入境内的热钱数量存有不确定性，央行不大可能动用加息手段。高善文也表示，由于全球市场处于降息周期，中国央行处于两难困境，但是如果形势严峻，加息也是央行的选择。

　　认为加息对抑制通胀无效的学者还有一个重要理由，即中国出现的通胀带有明显的输入型特点，这种外生因素无法通过中国自己加息来控制。这些学者主张，对抗通胀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加快本币升值，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，同时还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，缓解通胀给低收入者带来的压力。

　　关于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纷争，北京大学教授卢锋指出，将中国去年开始出现的物价上涨归结为“输入型通胀”缺乏经验依据，国际原材料、能源、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内生于中国国内需求，应重视国内总需求并从货币角度理解和应对目前的通胀。

　　卢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货币学派分析方法，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，中国对于资源品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，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总需求，对国际价格的影响非常显著。

　　抑制通货膨胀需要付出经济增速放缓的代价，防止经济下滑风险已经出现在了政府文件当中，所以货币当局必须考虑到加息对于实体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。今年以来，不断出现的自然灾害增加了经济运行当中的不确定性，而同时外部环境同样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，货币当局对于利率工具的出台必须慎之又慎。